他根据日用养生，务尚淡薄的原则，对饮茶知识作了详细说明，对汤、粥、面粉、蔬菜、甜食等也都是作了扼要的介绍。

意思是赞叹丁宽将带着他的《周易》学说东去而产生巨大影响。二是尚秉和先生，著有《周易古筮考》、《焦氏易诂》、《焦氏易林注》、《易说评议》、《周易尚氏学》等书，专研象数之学，创为新说，解决了旧所不解的不可胜数的《易》象问题（于省吾《周易尚氏学序》），甚为学术界所推重。

即除了继承前人的成果，在象数、义理两方面进行深入探讨之外，更多的学者注重于接受现当代科学理论，从各种新角度探讨《周易》。在易学方面的建树，以《周易本义》、《易学启蒙》为主，是后人称为宋易的重要代表。在易学方面，认为汉魏易家所传学说唯虞翻之说较为详备，所以专治虞易，著有《周易虞氏义》、《虞氏消息》、《虞氏易礼》、《虞氏易候》。（二）《帛书》卦爻辞文字与各本的异同问题。程颐（1038—1107），北宋洛阳（今属河南）人，字正叔，世称伊川先生。

平生博极群书，凡经、史著述以及诸子、佛老、天文、地理之学，无不广涉深研。可见，东汉研《易》流派，与西汉的孟喜、京房、费直之学渊源至为密切。《周易》研究要摆脱方术之作的困囿，通向道术之作的澄明，其唯一的道路即是回归本源与开端，回到天地之始，感悟天地人三才之道相生相应、殊途同归、百虑一致的变化机理，藉此才可能识古人之大体，以见天地之纯。

伏羲创作出八卦，八卦两两重叠在一起就形成了六十四卦画。尚秉和先生有言：韩宣子适鲁，见《易象》与《鲁春秋》。[51] 房玄龄：《晋书》，第178页。之所以要从易象的角度来阐释《周易》，是因为《周易》不是面壁虚构、闭门造车的著述，《周易》乃是先圣仰观天文，俯察地理而来的观象系辞之作。

《周易集解》收集的汉魏古注多达38家，全书共集易注2700余节，李氏本人案语108节。[42] 张惠言：《周易虞氏义?阮元序》，第4页。

[29] 所谓师法，就是治《易》者所师承的对象，其易学思想与治《易》方法即来源于此。[65] 郭庆藩：《庄子集释》（第四册），第1065页。明代来知德以一己之力，积近30年之功，以象数为方法，以义理为旨归[39]撰成《周易集注》一书，自成一说，当时推为绝学。[55] 郭庆藩：《庄子集释》（第四册），第966页。

用日月来解释易字，在东汉道士魏伯阳的《周易参同契》一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。清代的王先谦在《汉书补注》这本书中也讨论了重卦的作者问题，他的观点是支持王弼的伏羲重卦说。《周易》这部经典的命名，显然和他有关。[40]徐芹庭先生明确指出：来氏之象，多取于是。

这说明最迟在战国时代，中华文明思想已经发展到一个极高的境界，古代先贤对什么是天文、什么是文明、什么是人文、什么是文化、它们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诸如此类的问题，已经有了全面、系统、深入的思考与认识。借助文王易的文字开示，后学者可以由辞识象、观象见意，藉此领悟伏羲易所蕴含的天地的秘密、自然的真理、人事的吉凶。

天地万物生命的来源是日月，在天成象，在地成形[26]，日月的运行决定着天地万物的生生死死，死死生生。周公的爻辞传达了周文王的思想，因为父统子业的缘故，为了尊崇周文王，人们就统一将《周易》卦爻辞的作者归于文王了。

凡言作者，创造之谓也。文王观伏羲所画八卦，悟得了天地人三才之道相与为一的机理，用文字的形式发现天路，表彰天意，在天人之间搭建了文明的桥梁。在这段文字中，出现了天文文明人文文化（观乎人文，以化成天下的缩略语）这四个关键词。[59]六四爻来源于观卦，观卦在十二消息卦中表示八月。他们的易学思想一以贯之，体现了《周易》著述观象系辞这一本质特点。……天转如车毂之运也

随着孔门弟子活动空间的扩散，儒家的《诗》教、《诗》本也发生了跨地区、跨时代的传播。《五行》中的《诗》则是其五行体系的思想源泉，既承接了昔日《孔子诗论》的话题，也有他深刻且体系分明的独特认知体验。

随着仪式展演的频次下降，乐曲形式的古今迭代，很多人只能掌握《诗》的文字内容，不再掌握《诗》的表演形式和用乐曲调，《诗》中诗言和诗乐的传承也走向分途。然而，这些内容并非《诗》教的礼乐化传承，占据核心地位的并非礼乐仪式，而是《诗》义。

在孟子的诗学观念里，《诗》是王者之迹的表现。梁涛把孔门后学的分化分为外在派和内在派：子游、子夏在如何实践礼的问题上是有分歧的，子游更重视内在性的一面，而子夏则更关注具体的外在礼仪。

又由于儒家内部的分化不是单线的，而是错综复杂的，《诗》的传承也是如此，不同学派的传承可以前后相续，也能并列共存。但在孔子的理念中，无论是诗言还是诗乐，都是《诗》教体系的一部分，与王道、人伦紧密联系。在子夏-弓荀学派的传承中，《诗》是礼义之教的范本，《诗》中的礼教得到了相当的重视。对于后者来说，诗句所体现的礼仪制度及社会政治理想才是旨要之归。

而完成之后，就可以隆礼义而杀《诗》《书》（《荀子·儒效》），《诗》降到了次一级的地位。他认为《诗》可以佐助自己建立完整的礼学体系和制度规范，从而建构以礼为基底的修身、治国统一体。

另一方面子夏也从礼中体悟君臣父子伦理之义，以辅助王道政治的建构。这时子思引《诗》，未见对《诗》义的说解，更未把《诗》融会贯通于他自身的思想体系中，而只是将其作为孔子思想的注脚。

子思学派发展到第三阶段，子思弟子对《诗》的说解有了新的发展。因此在某些诗篇的理解上，孟子似乎更注重诗的时代背景，而较少进行道德伦理的发挥。

子夏重礼，重在伦理秩序，而荀子对于礼的理解阐发，则涉及各方面的行为制度。而从最初单纯用《诗》证道，再到将《诗》作为思想体系根源，再到把《诗》作为王道政治哲学的历史渊源，《诗》的道德内涵和历史意义愈加丰富。曾子全面继承了孔子的道德教育，强调自省修己，关注人内心的修养和自身的发展。曾子、子游属于孔门的内在派，子张、子夏属于孔门的外在派。

不过，孔门弟子的思想差异却也不容小觑。他将《诗》看作经典体系中的重要内容，是实现圣王之道的范本。

就目前掌握的文献来看，儒家引《诗》的比例远远高于墨家、道家、法家等。儒门弟子的著作试图证明诗乐是基于人伦和人的普遍情感的，可这些对诗乐的努力阐释最终却筑造出一座《诗》义的大厦，反而掩盖住了礼乐形态的基石。

而笔者认为，曾子、子游一派启迪了思孟学派，这一路径往往引经证义，注重《诗》所体现的道德观。因此，孔门《诗》教没有忽视诗乐的层面。